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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書者說 | 近代來華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法律史

民主與法制社 2020年06月13日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舒國瀅說:“此書所錄作品皆為‘西學東漸’以降外國法學家解答近代中國轉型法制問題之佳作,實屬‘西方法學之中國/漢語表達’階段不得不深讀的典藏文獻。”

中國法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張生說:“《西法東漸:外國人和中國法的近代變革》是映照中國法律近代化的一面鏡子。它從一個獨特的視角詮釋了在選擇與移植外國法、傳承本國固有法的進程中的成敗得失,既是研究那個時代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也是當今繼續推進法律現代化事業應當參照的歷史坐標。”

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說,該書再版“體現了作者一如既往重視基礎史料整理的研究特色,以及史料挖掘選取背后獨具慧眼的理論洞察力和研究旨趣”。

2020年3月,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王健編著的《西法東漸:外國人和中國法的近代變革》一書修訂再版,距離本書初版面市,已過去近20年時間。

雛形源于課題研究

王健說,該書源于他早期的研究課題。1999年,王健進入北京大學法學院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以中國近代法律語詞研究為課題研究方向。這個課題研究,需要收集大量書證材料,尤其是晚清來華外國人編輯的書刊資料。在有關資料收集過程中,王健不斷積累,最終將此類文獻資料匯集成冊,遂有了該書雛形。

本書不是一部個人著述,而是法律史文獻史料匯集,它收錄了晚清至民國時期來華外國法律專家觀察中國法之作,包括個人著述、咨政報告、法律草案、法律意見或備忘錄等。2001年,該書初版剛一問世,就獲得了學界的廣泛贊譽。回頭看,王健認為,一方面,該書中所集史料十分珍貴,大部分國內學者聞所未聞;另一方面,外國來華法律專家的觀察視角十分新穎,他們往往將中國法律與本國法律比較,展現了中國近現代法律史的更多側面。

此后,王健又陸續發現了一些新文獻材料,遂決定出增訂版。此次該書再版延續了初版的主要構架,按照近現代法律改革的方向,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中國法總論”主要介紹中國法律總體觀察和研究。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分別為憲法部分和普通法部分。第四部分“治外法權”,始于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允許英國獲得治外法權,終于1943年領事裁判權取消。第五部分主要包括審判、法律職業、法學教育等。

該書此次再版,除“治外法權”外,其余部分均有擴充,共新增文獻22篇。王健說,該書包含中國近代法律史諸多領域,從法學研究視角看,部門法學研究者在深入追溯相關部門法歷史時,它提供的文獻材料將十分難得。就普通讀者而言,它涉及的史學知識、中外關系知識,同樣會讓大家從中獲益。

文獻選取謹慎廣泛

該書從初版到增訂版,王健在文獻選取上可謂用心良苦。據王健介紹,該書選錄作品的作者必須是在中國有官方身份的外國來華法律人,如擔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一職的英國人赫德,在華60年,曾是清政府級顧問;再比如日本的岡田朝太郎、志田鉀太郎等曾被聘請為清政府的法律顧問,直接參與修律工作。也有在國內學術機構工作的外國人,如曾任山西大學法律系主任的高善功。也有帶本國官方身份來華的外國法學專家,如英國駐上海法院的法官哲美森等。

王健說,比較特殊的是,該書此次再版新增的《英譯〈大清律例〉序》一篇的作者斯當東。他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辦事處的官員,相當于英國的貿易代表,既非本國職業法律人,也沒有中國官方身份,但他是第一個將完整的中國法翻譯成英文的人。因此,此次新增了斯當東翻譯的《英譯〈大清律例〉序》一文。

王健說,斯當東小時候隨父親來到中國并學習漢語。長大后,他深入研究中國法,并將《大清律例》譯成英文。他為《大清律例》英譯版寫的長篇序言對中國法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但很長時間沒有中譯本。直到2015年,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屈文生將該序言譯成中文。此次,該書將這篇譯文也收入了其中。

全書收錄的最早文獻是出版于1810年斯當東的英譯版《大清律例》序言,最晚的是1948年離開中國的在華法律學家美國人龐德的作品。該書出版收錄了10篇龐德的著述,此次再版又新增7篇。從斯當東到龐德,前后逾百年,該書收錄了晚清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所有重要外國法律專家的相關論著。

王健說,該書首版前,學界著述主要從本國角度研究中國法律近現代轉型過程。此次再版前,也有書籍零星談及來華外國人對中國法的觀察,但時至今日,它仍是學界唯一以來華外國法律專家視角講述中國法律近代化的系統著作。

資料獲取、編輯不易

王健說,專題性文獻史料匯輯最大的困難在于相關主題文章的發現、獲取、校勘。許多文獻大多分散在各種資料中,有的記載于檔案中,有的發表在期刊上,有的成書出版,搜集起來十分不易,但該書做到了,這也是該書最大的亮點。

王健說:“研究歷史,一定要將資料全部集齊了、校準了,這樣才能真實完整地還原作者的所見所想。”該書初版發行后的10多年里,王健又發現了不少新資料,其中《中德法報》的發現是他最大的意外收獲。

據王健介紹,20世紀初,中德兩國曾在青島合辦特別高等專門學堂(又稱“德華高等學堂”),但關于其法律科設置和有關活動情況不得而知。王健曾專門考證過這所學校,但受限于當時的文獻資料,未能深入。在該書增訂過程中,他在一份德文文獻中偶然發現了有關刊物線索,但無法辨別這一刊物是中文還是外文文獻。通過大量閱讀和不斷挖掘,王健終于摸清了來龍去脈。

原來,該學堂創辦5年后,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隨之停止辦學。這5年中,該學堂法政科發行了一份中德雙語對照的法學期刊《中德法報》。它收錄了該學堂法政科德國教授對當時中國法律制度的評論。但這份刊物從未被國內各期刊類文獻著錄提及,相關研究也是一片空白。

這一新發現令王健大感振奮。但如何找到刊物原文是一大難題。青島檔案館僅有刊物第一期封面的復印件。幾經周折,王健通過瑞士一家圖書館輾轉集齊全冊刊物,并獲得了完整復印版。該書此次再版,他挑選6篇文章收入其中。

這6篇文章分別是收入本書中第二部分的《中華民國首創之議會法制說》,第三部分的《論〈大清新刑律草案〉所載俱發罪》《中華民國新刑律及現行親族律合觀》《論中國〈國籍條例〉》,以及第五部分的《論中國司法改良》《中華民國各司法衙門之官吏問題》。王健說,這是該書再版內容中他最得意的部分。

但完成匯編,距離成書,還有一大步要走。王健說,前期工作完成后,還需經過繁重的校勘任務。民國時期的文獻史料,段落劃分、標點符號、文獻內容結構編碼以及用字,都與今天不盡相同,處理難度很大。“這些文獻包含各種不同的語言,雖然有的有中文譯版,但良莠不齊,都需要一一加工處理。”

此外,還須對原文引用注釋一一考查。但許多當時引用的資料現在難以尋覓,特別是來華外國人引用的既有中文文獻又有外文文獻,更加大了校注難度。有的資料本身存在引用理解錯誤,為避免以訛傳訛,還需要追溯到源頭,以校正錯誤。這使得核對、編校工作量大增,以至花了兩年多時間,才順利完成。“成書修補了原有作品的瑕疵,真實呈現了西方治理之法、西方法律、西方法學向中國輸入的歷史過程,擴展了近代中國法律變遷的豐富畫面。”王健說。

來源:民主與法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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